辽源商标注册-专访付才辉：透过鹤岗现象寻找东北振兴路径-标哩哩商标注册

因为房价，“四大煤城”之一的鹤岗如今广受关注。

在我国，房价的波动，尤其是在一线城市，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弦。

对大部分家庭来说，房子的价值，在家庭资产中往往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

如果房产出现“白菜价”，意味着家庭资产的大缩水。

有一篇文章说：在鹤岗，中国楼市的信仰被击碎了。

果真如此吗？ 日前，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付才辉接受第一财经专访表示，鹤岗房产“白菜价”现象，有其特殊根源，只是个案而已。

其实，网上很多言论以这一现象论证鹤岗经济塌陷，是错误的。

鹤岗尽管也面临着资源型地区转型的挑战，但比起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状况要好一些。

第一财经：对于鹤岗房价，你是如何看待的？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付才辉：鹤岗目前的经济结构基本上决定了对房产的需求非常冷淡。

首先，鹤岗的城市化已经饱和。

鹤岗地处中俄边境，相对而言地广人稀，1.5万平方公里上的2县6区只有百万常住人口，目前的城镇化率大约在85%左右，高出黑龙江全省25个百分点左右。

其次，鹤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足3万元，比黑龙江全省低25个百分点左右，而黑龙江也只有全国的70%左右。

不需提及网传的东北人口流失问题，这一高一低的状况大家就可以想象到鹤岗的房产需求状况了。

在如此冷淡的需求状况下，鹤岗房产供给却颇为积极。

鹤岗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比上年增长114.2%。

房屋施工面积比上年增长25%，新开工面积比上年增加3.2倍。

2019年鹤岗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显示，2018年各类保障房结转续建复工10346套，回迁安置16830户，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房地产登记问题、办理不动产登记5.4万户。

鹤岗不是三亚，在没有外来购买力的情况下，一些棚改房出现“白菜价”在所难免。

与之相反，在四川资阳市，2018年人均GDP水平与黑龙江全省的平均水平差不多，4.2~4.3万元，城镇化率只有42.7%，比黑龙江全省的平均水平低18个百分点左右，不到鹤岗的一半。

这种经济结构与鹤岗截然相反，也就不可能出现房产“白菜价”现象。

第一财经：像鹤岗这类资源枯竭型城市，参照国外比如德国鲁尔区、美国底特律等城市，其可能的转型路径会有哪些？ 付才辉：网上很多言论以鹤岗的房产“白菜价”现象论证鹤岗经济塌陷，其实是错误的。

其实鹤岗整体经济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

比如，2017年鹤岗的GDP增长率达到7.3%，高出黑龙江全省1个百分点；2018年全市GDP增长5%，也超过黑龙江全省4.7%的增长率。

2018年，鹤岗其他经济指标也不赖，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公共财政收入增长9.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

尽管如此，鹤岗确实也面临着资源型地区转型的挑战，但比起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状况要好一些。

鹤岗一二三产业的分布大致各占三分之一。

农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只是煤炭等资源在逐步枯竭。

鹤岗的转型路径，在我看来，有如下几条：首先，要进一步夯实现代化农业，培育壮大绿色农林食品深加工产业；其次，在短期内还是要进一步提升优势资源型产业，比如培育壮大石墨新材料产业。

鹤岗现已探明石墨储量12.26亿吨，居世界前列、亚洲第一，年产能力30万吨，石墨选矿能力占全国1/3，石墨精粉出口量占全国1/2；再次，需要借国家与地方的开放战略大力发展非资源型出口导向型产业，这是摆脱资源依赖的关键。

比如，鹤岗可借“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沿边开发开放”以及“东北亚经济贸易开发区”等国家和地方开放开发战略，切实完善软硬基础设施，提升营商环境，规划好园区建设，加大开放发展力度。

最后，在服务业方面，抓好旅游产业也是鹤岗重要的一着棋。

第一财经：将视野放诸整个东北、全国，2000年以来的西部大开发和2004年以来的东北振兴，这两个区域呈现了比较明显的西南隆起和东北塌陷的现象。

同样的政策支持，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付才辉：本人认为，近20年来，东北和西南发生逆转的背后，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即西部大开发遵循了新结构经济学讲的市场比较优势和政府因势利导，而东北振兴却违背了这一点。

根据一些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2003年发起的第一轮“振兴东北”战略确实使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

“振兴东北”不应该只是通过国家政策扶持少数产业和企业的振兴，应该从根本上扭转建国后重工业赶超战略对东北经济结构造成的扭曲，包括产业结构和体制上的扭曲，走向良性的经济结构转型之路。

而西部大开发则相反，各种政策措施大大缓解了西部发展的瓶颈，使得各种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步涌现，也能够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都逐步变得有竞争力。

因此，西南地区就迅速启动了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的工业化。

2000年，东北三省的工业增加值已超过4000亿元，是西南三省的2倍，但到了2017年西南三省的工业增加值超过2.2万亿元，是东北三省的1.34倍。

这是西南三省对东北三省经济逆转的根本。

而西南工业化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解决了基础设施瓶颈以及发挥了因势利导作用，促进了其潜在比较优势变成现实的比较优势。

以贵州为例，在21世纪初，当地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

2000年工业增加值只有区区300多亿元，只有黑龙江的五分之一。

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其封闭性。

2015年底，贵州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

2016年，又启动一万公里高速公路建设攻坚战，当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5433公里，超越英国、韩国，目前也超越了墨西哥、日本、意大利。

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让贵州传统比较优势资源型产业出现了爆发性增长。

例如，2017年卷烟产量是2000年的近6倍，啤酒产量是2000年的近10倍(2018年贵州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率高达17.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四分之一)，焦炭产量是2000年的近4倍，硫酸产量是2000年的近25倍。

同时，也让贵州得天独厚的旅游业出现爆炸性增长。

2018年贵州全年旅游总人数近10 亿人次，增长率超过30%；旅游总收入将近万亿元，增长率也超过30%。

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带来了水泥、平板玻璃、生铁、粗钢、钢材的大发展，例如2017年这些工业产品的产量分别是2000年的近15倍、38倍、2。

倍、3倍、3倍。

因此，到了2017年贵州省的工业增加值反超黑龙江，是其1.28倍，尽管两省的人口体量大体相当。

除了前述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西南工业化如此神速的一个重要秘诀在于，政府因势利导符合其劳动力比较优势，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得到大发展。

西南三省的人口规模和东北一样是超过一亿的量级，达到1.5亿。

比如，家电产业集群和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是目前轻工业中附加值比较高的两类代表性产业集群，按道理来说，东北地区在2000年前后，比西南地区更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优势，但其后，东北地区没有形成气候，反倒在西南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与政府因势利导的举措有密切关系。

第一财经：下一步东北振兴要注意解决哪些问题？ 付才辉：对于东北振兴这15年，在去年跟林毅夫教授合作发布的《吉林报告》，就以吉林省为例，对东北转型进行过系统论述。

对于当前东北经济问题的症结，正如中央所指出的：这些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仍然是体制机制问题，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问题。

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上源于“产业错位”，“产业错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脆弱，而且也是“体制固化”形成和挥之不去的根本原因。

一直以来，都在谈产业，对产教融合却很少有人提及。

现阶段，制约东北产教融合的瓶颈在于，实际的教育结构偏离了最优的教育结构。

虽然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和十多年的东北振兴，东北的产业与教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东北的产业结构依然没有彻底摆脱历史遗留的重工业赶超。

与之相对应的是，东北的教育结构依然没有摆脱为重工业赶超战略服务的历史遗留格局。

因此，产业结构和教育结构的双重扭曲，就会导致产业和教育难以良性互动。

首先是，本地产业难以有效反哺本地教育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就业问题，而扭曲的产业结构难以创造大规模的就业岗位，对人才的需求不旺盛，容易导致人才流失。

根据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比重，浙江是40.27%、而吉林省只有5.73%。

与不足的产业需求相矛盾的是教育的过度供给。

例如，2017年，东北三省(人口1.01亿，占全国7.82%)与广东省(人口1.12亿，占全国8.03%)的常住人口大体相当，东北为全国贡献了9.08%的在校研究生(23.95万人)、8.57%的在校大学生(235.89万人)，而广东只为全国贡献了3.9%的在校研究生(10.29万人)、6.99%的在校大学生(192.58万人)，东北分别超出广东省5.17个百分点和1.57个百分点。

即使相对于教育重镇湖北省而言(湖北分别以占全国4.25%的常住人口、4.4%的GDP为全国贡献了5.15%的在校研究生和5.09%的在校大学生)，东三省的教育供给也是过度的。

在这种状况下，东北和湖北的教育就难免为他人作嫁衣。

根据全国2325所高校近5年的毕业生就业流向大数据，在前五大热门的跨省远距离迁移路线中，四条都来自湖北湖南，分别是武汉到深圳(第一)，武汉到北京(第二)，长沙到深圳(第四)，武汉到广州(第五)，另一条挤进前五的路线就是，东北的哈尔滨到北京。

而广东和浙江的毕业生留在本省的比例分别高达85%和80%，留下比率高于全国69%的平均水准，广东的净流入率更是达到了12.61%。

其次，本地教育难以有效促进本地产业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创新问题。

尽管东北教育具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在校大学生占全国的8.57%)以及研究型大学的相对优势(在校研究生占全国的9.08%)，但是在扭曲的产业结构中无法促进创新，体制机制障碍制约了包括高校自身的创新以及与企业的协同创新。

例如，2017年东三省只有5.58万件专利(辽宁2.65万、吉林1.11万、黑龙江1.82万)，而广东省的专利高达33.26万件，其中企业专利数目及其占比分别为24.1万件和72.46%。

有鉴于此，东北产教融合发展与改革的核心路径是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大力增强产教协同创新能力。

首先，东北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关键，在于培育换道超车型产业。

换道超车型产业的典型特征是技术研发周期特别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需要相对少。

这些产业中，东北跟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虽然在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积累上仍有劣势，但从人力资本来看，没有劣势，反而还有比较优势。

加之我国的市场规模和配套能力，在这些产业上可以直接跟发达国家竞争，而且这种产业特别适合现在强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因此，可以针对这种类型产业发展的需要，建立孵化基地、创客空间、特色小镇、引导基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创新性人才创业，利用我国和东北的优势，推动换道超车型产业在东北发展。

其次，东北大力增强产教协同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重组教育资源并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向企业释放资源。

东北教育大而不强，缺乏世界性和全国性顶尖大学；东北的研究型大学偏多，但东北的研发能力却不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北三省教育资源过于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较多，产教体制隔阂较大。

例如，东北与四川重庆在常住人口规模(东北1.01亿、巴渝1.14亿)、经济体量(GDP，东北5.54万亿、巴渝5.65万亿)、发展阶段(人均GDP，东北5.1万、巴渝4.96万)、教育水平(巴渝在校大学生占全国8.16%、在校研究生占全国6.07%)等方面类似，但是东北有258所普通高校(辽宁115所、吉林62所、黑龙江省81所)，巴渝只有174所(重庆65所、四川109所)，东北多出来84所，但东三省的创新能力却不及四川重庆，巴渝的专利有9.9万件(四川6.4万件、重庆3.5万件)，东北相比少了4.32万件。

因此，有必要加快东北地区的教育一体化、跨省整合教育资源，进行体制机制创新释放高校教研资源给企业，推进产教融合。

(责任编辑：DF506)。